代表热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监督日趋刚性

代表热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监督日趋刚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刚性一年比一年强。” 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广西团唐成良代表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这种看法很有普遍性，代表们对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非常肯定，并期待2012年继续加大力度、增强刚性。　　执法检查：“期待多到一些省份走走”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启迪代表，曾经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2011年，她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　　“在参加食品安全法第二轮执法检查的过程中，我感到，我们国家非常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也做了很多工作。在常委会监督推动下，有关方面对滥用添加剂、瘦肉精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吴启迪说。　　吴启迪认为，还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执法检查力度，“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对西部以及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省份(如河南)的高校扶持力度。办大学，其实是给国家办，应获得更多支持。”唐成良也持相似观点，他期待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执法检查，督促国家教育经费、基础资源向村镇一级倾斜。　　安徽团的倪永培代表是一位企业家，他对全国人大组织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印象深刻。“这对地方上有很大促进作用。人大的执法检查对推动地方上各类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提高职工的医疗、保险等福利待遇都有推动作用。”　　“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多组织执法检查，多到一些省份走走，这对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也是个推动。”倪永培、唐成良表示。　　专题询问：“回答的内容，就要做到”　　在今天的审议中，代表们普遍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开展的专题询问是工作亮点之一。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专题询问后，迅速带动了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展此项工作。上海、四川、重庆、宁夏、南京、杭州等各级地方人大也纷纷启动专题询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题询问，首开先河，全国呈现燎原之势，这对增强人大监督的刚性、实效，发挥了引领的作用。我们南京就举行了四次专题询问，问教、问价、问房、问医，取得了良好效果。”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家宝代表在审议时这样表示。　　“专题询问是对”询问“制度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代表告诉记者，专题询问弥补了“询问”制度的宽泛、随意的不足，又不似“质询”那么程序严格，不容易启动(需要人数足够，提出后交由有关部门办理)，时效性强，效果更好。　　在陈斯喜看来，专题询问有三个优点：可以聚焦百姓关注的几个问题，集中询问政府；组织引导提问，委员们没有顾虑；专题确定下来之后，被询问的部门会更深入地调查研究、思考，对实际工作有促进作用。　　“应该克服形式主义、更注重实效，所提问题不要距百姓需求太远；回答问题的部门，要提高权威性回答的内容，就要做到，而不是仅仅发表观点了事。”陈斯喜认为，专题询问还需要规范化、制度化，要将其变成常态机制，增加频率。　　监督两院：“关注基础建设，更关注基层司法人员”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针对制约基层司法能力建设突出问题，听取审议了最高法、高检院关于加强基层建设情况的报告。　　“这有利于改善检察官、法官的待遇。”陈斯喜对2011年10月听取报告的情况记忆犹新。他认为，监督两院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两院依法办事。在基层，很多检察院、法院的待遇、职级整体偏低，亟待提高，“要区别于普通公务员，同等条件下，要更好地保障检察官、法官。”　　甘肃省检察院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乔汉荣代表对此颇有感触。他表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高检院关于加强基层建设情况的报告后，高检院印发了报告和常委会委员们的审议意见，“我们感到，最高立法机关不仅关注基层的物质建设，还更加关注基层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提高、队伍建设。”　　乔汉荣建议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成立专门小组，推动“一府两院”对执法、司法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梳理并予以公布，以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增强行政执法、司法活动权威性，同时也在群众中起到法治宣传教育的作用。　　“检察官法、法官法已实施多年，部分内容已与实践不相适应，需要与公务员法等法律更好地衔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修改，让这两部法律对基层两院”留住人才、提高干警工作积极性“发挥更好的作用。”乔汉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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