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调控力度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强化调控力度 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2014年1—3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4%，为2009年一季度后的最低增速；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去年的19.6%下滑至15.9%，创12年来新低。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只有13.5%，低于2013年全年的18.5%和2012年全年的22%；1—10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2.4%，为2009年8月以来最低；今年10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仅3.1%。而与经济景气度最为相关的第二产业，1—10月用电量增速仅为3.9%，也处于较低的增长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数据显示，同比下降2.2%，同比增幅为近5个月新低。从上述系列经济指标看，我国经济内生动力明显减弱，环比回升基础不牢，尤其是货币供给不足，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企业生存和发展环境艰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认清企业当前所处的生存困境，强化内需拉动和投资牵引，适度放松银根、加大货币供给并简政放权，以确保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　　一、企业当前生存发展环境艰难而复杂

据统计，今年来被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破产清算、企业主“跑路”等较大事件就达500余起，这些企业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既涉及房地产、钢铁、矿产、金融、服装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电商、传媒、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从企业规模看，既有几十人、上百人的中小企业，也有年产值上百亿元、几百亿元的民营集团和特大型央企；从行业分布看，既有如钢铁行业这类重灾区，也涵盖小贷、融资、担保、农牧、房地产等众多行业。　　去年以来，国内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贷款利率总体比发达国家高近2—3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票据直贴利率已达8%—10%，处多年来高位。由于直接融资领域门槛高、渠道狭窄，加之今年以来银根紧缩，原本就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大多数中小企业，更加难以在银行得到资金支持。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转，一些企业只好倚重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甚至走上高利贷等灰色融资渠道。一些省份高利贷月利率已达3%—5%，个别地方甚至被推高至8%—10%。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从而将企业带上恶性循环的不归之路。　　随着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企业受到来自宏观政策调整、经营成本提升和自身管理不足的多重挤压，相继出现重大经营困难。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海鑫钢铁已处全面停产边缘，实际负债达100亿元以上；四川某钢铁企业陷入困境，负债高达272亿元，政府不得不出面维持当地社会稳定。浙江、四川、新疆、河南等地近半数担保公司已处歇业状态，广东30多家中大型担保公司因不堪重负而退出融资性担保市场。上半年，浙江仅某地方法院受理的金融借款纠纷就达529件，超过去年全年收案总量，涉及银行等金融机构30多家，涉案企业近千家。类似情况，绝非仅存于浙江一地，从东部发达省份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各行业、各企业破产潮、倒闭潮、“跑路”潮已愈演愈烈，不少企业处于风雨飘摇、四面楚歌之中，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冲击地方经济发展，威胁社会稳定。　　二、强化投资仍是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　　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3.7%，而欧美发达国家均已超过80%，要达到此水平，预计2030年前我国将有3.9亿农民市民化。中国社科院2013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也指出，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达13万元。以此计算，我国仅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就将达到51万亿元。未来10年—20年，如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就将有1500万人进城，加上原有居民改善性需求和拆迁后住房需求，未来若干年住房潜在需求仍将十分旺盛，我国房地产市场还有巨大发展空间。这不仅是未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长期的必然方向和刚性需求，也是我国以房地产行业发展带动内需，从而在“乘数效应”之下带动几十个相关行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铁路、公路和机场等运输能力仍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铁路里程仍然不够，公路覆盖仍然不足，机场数量仍然偏少，整体运输能力仍然偏紧。据统计，2013年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达435.62万公里，公路密度为45.38公里/百平方公里，而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公路密度为182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0.31万公里，路网密度107.4公里/万平方公里，人均铁路里程仅为7.6厘米，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全国共有颁证民用航空机场193个，其中定期航班通航机场190个，定期航班通航城市188个，而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不到，在2012年就已拥有民用机场17000多座，是我国的88倍。可以说，高铁、公路、机场和城镇等各种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广大农村以及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巨大的投资发展空间，这将是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我国在能源消耗上比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和经济体都有更迫切的现实需求。我国资源消耗巨大，不少资源性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对外依存度超过50%；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生态压力剧增。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2.4%，占全球净增长的49%，能源需求在2007年超过欧盟，2010年超过美国，去年则超过整个北美。在此情况下，新能源产业作为内需增长点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撑点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无论从国内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还是国家的战略安全，还是在全世界形成产业比较优势的角度看，我国都应当抓紧经济转型升级机会，真正实现我国能源的清洁化和自给自足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强化投资以牵引内需扩大，仍是我国近期甚至较长时间内可以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三、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给并简政放权　　如前所述，可以说，我国经济当前遇到的最大、最核心的问题，是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广大企业所面临的生存发展困境。此种困境的危险性、客观性和现实性，应当引起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宏观决策部门的客观认识和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予以帮助、支持和缓解。　　对此，有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放松银根，加大货币供给。2007年至2013年7年间，我国广义货币上半年平均增速为17.5%，今年上半年仅为14.7%，较前7年低2.8个百分点；同期信贷，上半年平均增速为18.6%，今年上半年仅为14%，较前7年低4.6个百分点；7月份，我国社会融资仅2731亿元比上月减少1.6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5460亿元，创下了2008年12月以来的新低。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货币供给的实际情况，以及企业当前货币需求的客观性和紧迫性。因此，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血液，应当充分理解企业现实需求并适当放松银根，有效增加M1、M2的供给，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让企业获得持续、稳定经营发展的资金来源。同时，宏观调控过程中对资金的过快收紧，犹如突然掐停心脏，其速度一定不能过快，力度一定不能过猛，措施一定不能过狠。尤其是决不能为了规避明天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而让今天提前爆发金融危机；也不能为了解决明天可能出现的问题，而让今天的经济一蹶不振。在宏观经济已处下行阶段之时，如再进一步紧缩银根，相互作用将产生更为持久、破坏性更大的“刹车效应”，让经济下行的压力更大、冲击力更强、问题更为凸显，甚至可能导致我国经济整体失速。　　二、简政放权，发挥市场作用。政府当前的最关键着力点，应是明确治理责任和行政边界，抓紧清理政府审批和行政行为，充分放权于市场，真正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我国积极倡导并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反腐倡廉”同时并举的关键节点下，既要尊重规律、尊重历史，合理把握调控力度，又要高度警惕部分官员一定程度上出现的“过去边吃边拿边干，现在不吃不拿不干”的消极思想或被动不作为情况，还要高度重视因银根收缩太紧，客观上形成的我国经济减速的综合“协同作用”，积极防止和消除这种“叠加效应”和“刹车作用”。另外，还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大放权力度，抓紧清理一些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的事项，尽快、尽量放权于社会和各种投资主体，从根本上实现我国政府管理的简政放权，为企业提供持续稳定、公平待遇的良好发展环境，让所有经济细胞按经济规律运行，按市场法则推进，从体制机制上真正激活各个参与主体的发展热情和投资积极性。　　三、客观认识通货膨胀。根据我国经济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至少还应该和可以在未来10年—20年内保持较快经济发展速度，在此过程中，即使M1、M2适当增长20%—30%甚至更多都应视为正常，尤其面对阶段性较温和的通货膨胀，可降低担心程度，因为包括欧美及日本在内，没有一个通货紧缩的国家经济是快速发展的，各国快速发展的时期都伴随着一定的通货膨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温和的通货膨胀如同润滑剂，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客观组成部分，适当容忍一些温和通胀，将支持我国经济在当前及未来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内，尽快完成体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大，确保我国经济成功转型升级和稳健增长。这或许对我国尚不够坚实、不够高效、不够集约，但相对较为粗放发展的经济转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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