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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专栏在中国见证血汗工厂的结束

发布时间:2020-02-11 03:14:59 阅读: 来源:盘发器厂家

开放专栏

“血汗工厂”一词最早于1867年出现于美国,最初指美国制衣厂商实行的“给料收活在家加工”制,后来又指由包工头自行找人干活的包工制。虽然工人获得的日工资都不是最少的,但由于回避了在正规工厂中集体工作工人可能有的集体博弈行为,其单位产品工资(计件工资)可被压到最低,因而被称为“血汗制度”。

上世纪70年代,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缺乏技术和资本门槛的企业遵循“微笑曲线”,来到了当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日韩和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随后,欧美企业又意识到产品分包后所能减少的人力和资金风险,由此又造就了印尼、泰国以及中国等“世界装配厂”。随着全世界开始进入信息时代,类似富士康这样的低技术含量、无研发无设计的代工厂,也进入了500强。

因为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日益发达,对富士康的订单需求并不会减少。随着人力成本的高企,富士康在中国的厂址会一路向西。根据朴素的替代效应,以出现更有竞争力的低成本地区来估算富士康的撤离时间,保守估计在8-10年。这10年的时间,也将是众多民间组织、媒体、学者和企业咨询机构以种种方向各异的推力,缔造出中国自治工会的10年,也因此将是所谓的争论的10年,社会建设以及各种新名词、新实践层出不穷的10年。

在这一阶段,民间组织,特别是劳工机构、倡导机构可以做什么?首先是继续寻求建立自治工会,劳动者组织和参与工会本是基本人权,中国政府在2011年6月承认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制定的《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原则指出:工商企业作为社会专门机构,履行专门职能的作用,要求其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和尊重人权;工商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适用于所有工商企业,无论其规模、所属部门、业务范围、所有制和结构。

随着事业单位的改制,中国未来最多数的劳动人口将分布在企业中,而其中超过50%的劳动力又分布在私营企业中,NGO在企业中传播人权理念,促使企业履行商业人权标准,能够相对减少政府的敏感和忧虑,并同时从社会中低层培育公民意识,真正实现社会中的弱势和边缘群体自我赋权。

其次在企业外部,避免政府“伸手过长”的问题。还以富士康为例,从供应链主体分布来看,苹果从富士康采购产品,富士康则从地方政府采购各种资源。作为供应链外部监管主体的地方政府,成了最上游的“土地、税收、用水、用电、供暖等配套提供商和劳动力中介”。在倡导政府厘清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作用时,学者应该发挥自身在政策设计、实施和改进中的影响力,而非将更多的精力和兴趣用于争论血汗工厂的意指和实指。那些处在行政体系之中的职业学校学生,本应成为我们理论体系中的熟练技工,被赋予打破底层板结的理论希望,但现在却被当地政府和学校安排在了流水线旁,从事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种,继续承继父辈对改变自身命运的失望和未来的迷茫。

我们经常能在各种渠道中看见各种悲情之事,这背后还有许多未能见诸阳光的痛苦。对于自身的健康风险都已经麻木的中国消费者,当自己在IPAD上读到血汗工厂的新闻时,有多少人能将自己心爱的IPAD与富士康工厂中为了获得生存工资而被迫加班的同龄人联系起来?改变只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寄希望于消费者对血汗工厂产品的抵制,无非是在最后能够心安理得地将失败归结为他人的不觉醒。

总结来看,如何借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框架原则的出台,在中国境内企业中结合欧美品牌商的人权评估,逐步实现自治工会;如何在限制政府职责范围的同时对政府行为有效问责,可以作为这10年中结束商业血汗制度的核心步骤。(作者吴晨系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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